在职场中，「时代」比「平台」重要，「平台」比「个人能力」重要，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在职场中，「时代」比「平台」重要，「平台」比「个人能力」重要，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答：在职场中，时代的重要性当然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个人能力，第三位的才是平台。

 一个人再有能力，如果遇见不好的时代，可能会非常艰难。

 1992 年，《公司法》还没有出台，民营企业是不合法的；《劳动法》更没有影子，劳动者没有辞职的自由，不依附于组织的人被称为“盲流”。那时我在政府机关借调，本来可以直接调动的，但国企总经理不放人，只能以借调方式到政府机关工作，后来甚至直接被要求回企业，机关领导也没办法；

1993年，我所在国企在本市第一家试行劳动合同制改革，不愿意留在企业的人可以申请辞职离开。我第一个提交了辞职报告，但辞职报告被总工程师扣留了一个月才上报，又被总经理拒绝了。人事处长和我谈话时，转告了总经理的原话：“我们这里不是菜园子门，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只有我让你走，你才可以走。” 我不得不签了合同继续留下。

1995年8月，《公司法》出台了，《劳动法》刚刚生效了，在纠结了几个月后，我第二次辞职，这次公司批准了，但又卡在违约金上。当时我与公司签订的五年期《劳动合同》还差28个月到期，提前离开需要向公司赔偿违约金。签订合同时约定的违约金是不足时间按月份赔偿10元，我已准备了280元，原以为足够了；不想在人事处办理手续时，人事处的同事又拿出了一份新的赔偿制度，违约金从原来的每月10元变成了每月100元，算下来我要赔公司2800元。那时我每月工资加奖金也就几百元，这有些狮子大开口了。

幸好为了保护自己，我在《劳动法》出台后的一年多时间反反复复研究过，找到了公司新赔偿制度的法律漏洞：赔偿制度未经职代会通过，缺少必要的法律程序，属于非法文件，不受法律保护。我据此抗争时，人事处同事笑了笑，“你认为自己斗得过公司吗？”

“斗不过。”我无语了，那时我所在国企集团发展如日中天，股份公司是本市第一家（湖北第二家）上市公司，在深圳上市才两年多，当年股价达到历史最高价：32元/股，我拿什么和公司斗呢？

人事处同事虽然平时关系都很好，但为了保护饭碗，友谊也不起作用。我没再和他们为难，只能静悄悄地离开了，没能拿到自己的人事档案。

2004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到早已破产的公司留守处把档案转到了当地的人才服务中心，还交了120元的档案管理费，当年的离职通知说我是因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被公司除名的。

当年辞职离开公司时，我刚刚28岁。当时为了是否保住人事档案（即现在所谓的“编制”）煎熬过好久。如果没有这些羁绊，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我想自己应该可以发挥得更好，可惜不能够。

我辞职离开国企后，从老家到了深圳。从此没有了体制的庇护，就只能背着“盲流”的标志，到处被查《边防证》或《暂住证》，提心吊胆的，经常看见或听说有人因为缺乏证件被带上警车，送到东莞樟木头，强制劳动三个月遣送原籍，除非所在公司拿钱赎人。那时心中最大的悲哀，就是在自己的国家竟然没有迁徙的自由。这一切，只是到了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发生后，国家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才算真正结束。80后有福了，不必经历前辈们曾经忍受过的无谓的羁绊。

至于平台和能力的排序，个人能力当然在前面。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选择平台，也可以自己创造平台，或者不找平台。社会进步了，有的是机会，你自己去找就是了。

改革之前，个人除了依附体制这个超级平台外，几乎没有个人选择；但在时代进步之后，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除了体制这个选择外，体制外还有不同的平台，但即使这些平台，也是个人凭能力创造的：曾经的新浪、网易和搜狐，后来的BAT（百度、阿里和腾迅），再后来的京东、美团，拼多多、抖音、快手…… 

 还有很多人，不靠平台，就靠自己不凡的能力和抓住时代机遇的眼光，甚至只是机缘，就可以创出自己的未来。比如，刘慈欣写《三体》出名 ，春节期间刚刚火爆的DeepSeek 梁文峰，和执导了国内票房之首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饺子，也都得靠自己的能力取胜。当你足够优秀时，既使你不找平台，平台也会来找你的。

 和好的时代相遇，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能力，是否利用平台就看个人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