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我的老师

 儿子马上要上小学了，整天问我“什么时候开学啊？”“我会坐在哪个教室里？”“哪个老师教我呢？”“我的同学都是什么样子的？”，看着他兴奋，急不可耐要上小学的模样，我也禁不住好奇，他的小学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会遇见怎样的老师呢？和我逝去的小学生活差别多大呢？

1 我的小学

1974-1979年，我的小学岁月在湖北省宜昌市学院街小学度过。那时的学校还没有搬迁到献福路。正门开在学院街。学校很大，据说历史悠久，是孔庙改建而来。从学校正门进去，就是很大的操场，学校中间有个很高很宽的台子，称为像台，据说是以前供奉孔子塑像的地方，平常学校的集会、演出也都在这里举行。观众坐在台下，讲话或表演的人则在台上。像台后有二层的小楼，二楼是老师们的办公楼，一楼则是高年级教室，我读四年级五年级时就在一楼上过课；小楼后也是很大的操场，周边全是平房，低年级上课的教室，操场边靠近南正街的院墙开有一扇小门，放学时学生也会从这里离开学校。小门离家里很近，记得有一次上学把把什么东西忘在家里，我趁课间跑回家，取了再回来，还没有迟到。

70年代每家的孩子多，小学也多，学院街小学的学生基本上就住在学院街周边的小街小巷里。我们这一年级只有两个班，每个班50人左右，很多人都住得很近，甚至是邻居；  我们同学的弟弟妹妹们，很多彼此也都是同学。

那时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简单，小学生们放学后都有学习小组，同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通常都聚集在一个同学家里，一起做作业，一起做游戏；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强调同学间的互助，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和成绩相对较差的同学结成对子，帮助对方学习。

70年代后期，生活相对很闭塞，学习之外，游戏也不多，女生跳绳，踢键子，男生扳着小腿“斗鸡”。教材内容也不算多，课间大家就是打打闹闹，记得四五年级时教室外有张砖砌的乒乓球台，课间最大的娱乐就是打乒乓球。经常是下课铃响，就有同学从教室窗户里把乒乓球拍扔在球台上占位置。我们班还组织过乒乓球赛。我喜欢打乒乓球，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当时在班上不算打得好的。

那时和现在小学不同，几乎没有人戴眼镜。有同学近视了，也迟迟不愿意配眼镜，感觉戴眼镜很羞耻，还要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才会去配眼镜。

因为学校靠近长江边，我们也会经常结伴到长江边上去玩。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筑堤。那时城市里很多下水道里的水都是直接排到江里，在江边上冲出一条条小沟。所谓筑堤就是孩子们把水用沙拦住，集到很多时再挖开，一下子放出来。记得小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全班同学带上铁锹在学校里劳动，劳动完后一起到长江边筑堤。水堤挖开后，所有人站在下方形似轮船的土堆上，看着水流从土堆边上奔腾而过，注入长江里。那时的小学生活简单而快乐

2 小学的我

小学前的我十分调皮，经常领着弟弟，带着一些小孩子在妈妈工厂里乱窜，惹过很多麻烦，但很奇怪的是，从小学的那一天起我就变得非常老实，典型的好孩子。小学一二年级时数学一直不太好（好像没有上过80分），二年级下学期才加入少先队；但是语文一直不错，还经常上台表演，主要的节目就是诗朗诵。

小学时的业余生活好像也很简单，下象棋，玩游戏之类的。除了游戏之外，我的最大爱好是看书，和同学相比，我认字算是最晚的。开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开学前妈妈要教我写名字都被我拒绝了）。直到第一次语文考试后，老师念名字发试卷，全班同学都领到卷子，剩下我和一张没有名字的卷子，感觉很没有面子，当天晚上才让妈妈教我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此后认字多了，就很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只要找得到的，小人书（连环画）、小说，都看，那时家里没有什么书，凡是能找得到书的地方，都会想方设法去看；有时还会和周围有书的人换书看。记得和我换书的年龄最大的人是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的孔伯伯。现在想起来也奇怪，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是怎么和四十多岁的大人因为书交往起来的。不过那时毕竟太小，还不会保护自己。爸爸的一本厚厚的《红旗飘飘》，借给别的大人后就不知所踪，妈妈现在说起来还怪我。舅妈是小学语文老师，他们家的《少年文艺》基本上被我看了个遍。可惜那时候能看到的好书不多，多是应景的政治小说，比如《金光大道》，《海岛女民兵》之类，还看过很多电影剧本，比如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偶而运气好时也能看到文革前的书籍，比如发小家的《木偶奇遇记》对我影响很大，还包括《大林和小林》之类的儿童书，以及姐姐从宜昌市图书馆借来的《希腊神话》等一系列的书，当然还有因当时情境要求宣传的各种历史书籍。三国志中的人物我对曹操情有独钟，或许也和小学所处的那个时代宣传有关吧？

我小学前后有两个班主任。一二年级时是高老师；三年级后换了刘瑞珍刘老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刘老师对我很好，我自己猜是因为读书多，作文一直很好，又好朗诵，老师特别关注我吧？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爸爸回宜昌探亲，刘老师专门要求爸爸去学校面谈。爸爸回家后就要求我以后每读一本书都要写读书日记。可惜我那时不懂老师的苦心，为了应付差事，每每读完一本书后，就写成了这样的套路文章：XX日我读完了一本书，然后把书的简介抄上去（那时的小说扉页上都有内容简介）；印象更深的一次，是有一次下午自习时间，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的”“地”“得”的用法。这些内容，后来是在初中课程里讲过，但是我在小学时已经烂熟了，也是老师帮助的结果。

四年级后，数学成绩慢慢上来了，然后很多荣誉就来了，当过班长，大队委，列席过宜昌市团委组织的团代会，得到宜昌市三好学生称号，小学毕业时参加了宜昌市教育局组织的为期一周的第一届学生夏令营。一个家境平常的学生，得到了一个小学生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荣誉，现在想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当时也曾引起其他家长的不满。2006年我到北京出差，和刘老师聊起小学旧事，老师告诉我说，当时一个同学家长因为不忿于我所得到的待遇，曾经当面质问过老师， “凭什么徐庆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得到这么多荣誉？我们的孩子干部家庭出身，什么也得不到？” 老师当时的回复也很简单“就凭徐庆比你的孩子优秀。”20多年后，当年的小学生已近不惑，老师说起这些只是笑谈，但是我仍然不得不佩服老师当年的勇气，那时老师也只有34岁左右吧？这在现在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2006年看望老师，最为感动的是她讲的我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故事，让我解开了心中的谜团。也更感动于学院街小学和老师对于学生的深深关爱。

1979年夏天，我们小学升初中，那年是宜昌市第一中学在全市小学统考前自行组织考试，先挑选100名学生进入初中，城区各小学推荐学生参加。我们学院街小学推荐了十几名学生参加，我们参加了体育考试，也参加了笔试，其中也包括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学校得到了一中的录取通知，说我和另一位同学被一中录取了；当时我很开心；但是到了下午，又突然又接到另一个通知，说我被同班的另一个同学换掉了，因为她是体育特长生。记得那天我极度郁闷，放学后在像台背后空地上拿着竹扫帚清扫落叶（那天应该是我值日吧？），刘老师专门找到我，和我谈了好久，心情才变得好了些。后来全市统考，我又以学院街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宜昌市第二中学（现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二中把统考的前一百名学生编成了两个快班，我被指定为一班班长。被指定为班长前，班主任特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徐庆，你不要骄傲，全市成绩的最高分在我们班，193分，你才179.5分，只是中等成绩。”我那时才12岁，不明白自己何以班级成绩排名中等而成为班长，只是到了2006年在北京探望老师时才无意中得知了真相。1979年小升初我确实是被同学顶替了。学院街小学老师们当时对我的遭遇很不平，于是在我考上二中以后，学校教务处的武老师代表学校专程到二中介绍了我的情况，二中极为重视，我这才有机会成为了一班班长，并且一当三年。人生早期的际遇对于个人的成长极为重要。我在后来虽然还经历过很多人生挫折，却仍然能保有自信，想来和我小学时老师和学院街小学的深深关爱有关。

那时虽然小，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当小学毕业，老师要求我留下作文本作为纪念时，我还是偷偷把自己的一寸登记照夹在作文本里，一并交给了老师。

3．和老师的联系

上初一后，和小学没有了联系。有个周日，妈妈上街买菜遇到了刘老师，老师邀请我们到她家去玩，于是我邀了另一个同学，一起到老师家里去玩过一次。只是没想到那是我和刘老师在宜昌见过的最后一面。听说老师后来随先生调到武汉了。

我大学毕业后一个周日，走在南正街上，遇到了早已经退休的学院街小学桂书记，桂书记告诉我，刘老师已经随先生调到北京工作了。那时年轻气盛，我就凭着记忆中老师先生的姓名，直接给老师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邮电部XX同志转刘老师收，不久后竟然收到了老师长长的一封信，还附了一张老师的照片。信中老师告诉我，她到武汉工作以后，在我们高中毕业后的时间里还会到武昌火车站去看一看，希望能看到我们；虽然没有找到人，但她还是认为自己的学生会有书读的。这样开始就和老师又有了书信联系。

1990年底有机会到北京出差，我特地去见过了老师；1992年6-8月，我被借调到国家科技部工作了三个月，周日有时会看看老师。那时老师还没有退休，是在邮电出版社工作。老师告诉我说，她最爱的工作还是当老师。从湖北宜昌，再到武汉，再到郑州，一直随先生工作调动，也一直当小学语文老师；后来调到了北京，因为南方人的口音问题，不再适合当小学老师了，这才调整到邮电出版社，告别了她的教师岁月。

被老师教过三年，当然理解老师对于教学的执着和认真。小学五年级时，我们作文的周记改成了日记。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写作文（叫日记），第二天交给老师，老师会在放学前改完，发到每个同学手里。作文里写的好的部分老师会用红笔打上波浪线，有时还会建议同学看别人写的好的作文；后来听说老师得了高血压，那时才30多岁，像这样的教学强度，真的非常不容易。

再后来，我因为辞职离开了国企，然后离开了宜昌。生活波动得多了，和老师联系越来越少，幸好保留了老师家里的电话和工作地址。在每年教师节时都会给老师寄一张贺卡，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2001年在深圳工作时，好像是教师节，曾经给老师家里找过一次电话，聊了很久。

2006年9月，从上海到北京出差，又特别去看过老师，和老师有过一次长谈。这时老师已经退休赋闲在家，聊得更多一些。

再后来，和老师联系得越来越少了，只是每到教师节前会给老师寄一张卡片，表达对老师的思念和感恩之情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再后来，有微信了，因为有老师的手机号码，加了老师的微信，节假日的问候，替换了此前的教师节贺卡。

最最感动的是，即使经过了40年的变动，老师仍然关注着我的动向，时不时还会发些她认为好的文章或视频给我，让我倍感温暖。2019年1月18日，她发给我一个马云的演讲，鼓励我坚持自己的创业。深深感动之际，我发了朋友圈。

4．师恩难忘

在老师眼里，无论我多大，学历多高，即使已年过半百，我仍然是她心目中的那个小学生。而在我心中，无论何时何地，总也忘不了对我人生有着重大影响的老师。不止一次听过人说“60后是理想主义的一代”，从未曾深入思考过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细细想来，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把这点精神传给了我们。在那样贫瘠的时代，不为现实的物质利益，只为了心中的那点纯真，那点信念，而执着于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主义？

而今过了知天命之年，经历过许多地方、许许多多人和事，忘却了许许多多人和事，但我永远忘记不了的是，我的小学和我的老师。